王安石（1021——1086），字介甫，号半山，庆历进士，北宋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。苏轼（1037——1101），字子瞻，号东坡，嘉佑进士，北宋文学家、字画家。王安石与苏轼，两人为同朝京官时，政治观点针锋相对，截然相反。按今天的话说，一个是“改革派”，一个是“保守派”。正因为在改革问题上的斗争，导致二人各自在政坛宦海急浮剧沉，命运坎坷。

王安石，被列宁称为“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”。嘉佑三年（1058年），向仁宗上万言书，主张改革政治，未被采纳。神宗即位后，又上书建议改革，引起皇帝青睐。熙宁二年（1089年），被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，次年拜相。他积极推行青苗、募役、市易、均输、农田水利等新法，史称“王安石”变法。

王安石的变法，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。此时的苏轼，官至太常博士，摄开封府推官。他与王安石持不同政见，上书力言新法之弊，态度十分激烈，因此出任杭州通判。几年后，又因乌台诗案被诬以“讪谤朝政”之罪而下狱，随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。

按理说，政治上的分歧导致政坛上的厄运，两人之间应该是深恶痛绝，不共戴天。可是，令常人，尤其是令当今之人不可想象和意料的是，他们晚年竟然相互来往，赠送诗作，交流心得，安慰人生，充分表达了彼此之间赞誉慕悦之情。

因保守派的强烈反对，王安石的变法迭遭阻碍，他两次被迫罢相。后退居江宁（今江苏南京），以宰相待遇退休，封为“荆国公”。就在王安石政治失意、痛失爱子、身体患病之时，苏轼由黄州团练副使改授汝州团练副使。赴任途中，经过江宁，苏轼高风亮节，不计前嫌，特地拜谒王安石。王安石热情接待，两人游山玩水逾月，唱和诗作甚多。江宁分别后，两人书信往来，互相慰勉。虽然苏轼曾猛烈地攻击过王安石变法，虽然王安石曾打击和贬谪过苏轼，但这一切都付笑在山水和诗歌之中了。

这是多么强的反差！这是多么大的逆转！这是多么美的结局！这是多么佳的传说！

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？我读了些关于王安石和苏轼的书籍文章，心中得出了答案。因为他们处在“同一层次”上，有着“共同点”。

两人有着共同的政治理念。他们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熏陶，国家的强盛、社会的安定、百姓的生存，是他们忧患意识的主体内容。他们读诗书，取官职，一方面是实现自身价值，一方面是实现政治抱负。虽然他们之间政见对立，但只是在形式、方法、路径、手段、措施上的判断选择不同，但终极目标和愿望是相同的，那就是为了国家、社会和百姓。他们不是借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之机，为个人和小集团掠夺财富，攫取利益，满足私欲。如果其中一方是个混食俸禄的政客，不可能有后来的结局。

两人有着共同的道德取向。在王安石与苏轼的激烈攻击中，只有政治观点上的批判，没有为人上的指责。从史料上看，他们二人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人格，坚持真理而不见风使舵，伸张正义而不助纣为虐，光明磊落而不阴险狡诈，清正廉洁而不浊邪腐败，淡名薄利而不追名逐利；心怀宽阔而不鸡肠小肚，尊重人才而不嫉贤妒能，谦恭温雅而不骄蛮妄横。如果其中一方是个五毒俱全的污吏，不可能有后来的结局。

两人有着共同的知识才华。王安石与苏轼，同为进士出身，同能写出一手好文章，同列入为“唐宋八大家”。王安石散文雄健峭拔，诗遒劲清新，词虽不多而风格高峻，留下有《王文公文集》、《临川先生文集》两种。苏轼散文汪洋恣肆，诗清新豪健，词创豪放一派，书画造诣很高，留下了《东坡七集》、《东坡乐府》、《前赤壁赋》、《黄州寒食诗帖》、《枯木怪石图》等。如果其中一方是个不学无术的官混，不可能有后来的结局。

王安石与苏轼的关系，对我们如何与同行同事相处颇有启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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